（河北)华北空管局对河北分局供电设备进行巡检

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

二审判决的思路略有差异。  五、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回应模式 (一)违法性继承的理论定位——仅仅是救济法上的问题？ 王贵松指出：违法性继承论应是救济法上的问题。

最后，如果仅仅因为违法性继承问题最终的判定要由司法机关来完成，而认定违法性继承论仅仅是救济法上的问题，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至少就前述司法个案来看，法院都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已构成对先行行为审查的理论依据(或障碍)。在夏善荣案中，再审法院认为，徐州市建设局在颁发该证书前，必须保证该证书所依据的每个事实都真实，以免因此而破坏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在实定法规范对于前后行为之逻辑关系不够明确的前提下，法院还应引入程序法的视角，重点关注先行行为是否存在寻求救济的空间和可能，对后续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法益和限度，以及行政效率和阶段性利益保障等。尽管法院在这些案件中的处理方法不一定完全合理，不同个案中的立场也不尽统一，正是这些不合理、不够统一的司法立场，为我们观察、评析和反思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中国图景提供了最为丰富、真实的素材。

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采取如德日的概括受理模式。与德日在高度尊重法安定性价值前提下谨慎探讨违法性继承的适用空间不同，我国司法实践在实质正义观的指引下，对待先行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诉求的态度更为丰富和多元。[③] 参见吴清山著：《教育法规理论与实务》，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84-190页。

《规程》授予学术委员会权力的最核心规范第15条、第16条、第17条表述方式均为学校应当如何，这是为高校设定了义务，但却没有规定高校不履行义务时承担何种责任、如何纠正，无疑会使《规程》的执行力大打折扣。[⑦]论文答辩过程中，学生固然不能以教师批评过于严厉为由指控诽谤。[⑥]学术委员会对研究水平的评价也不能以简单的数目字管理取代专业判断。[18] 综上所述，科学研究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是可以成立的。

与其他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科学研究自由并不当然优先，只有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利益衡量，参酌各种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的意义，在维护宪法的统一性基础上根据比例原则来确定。[17]14、3-4言论自由服务于民主正当，科学研究自由服务于民主胜任。

[②]其次，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所以各国学者对法律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概念界定各不相同，如德国、法国、美国及日本的学术自由概念与内容就各不相同。同时，科学研究自由也具有其他基本权利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与受教育权相比，科学研究自由针对的对象是高深学问，往往处于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角色淡化，只是资深研究伙伴。不同于地方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大学自治制度不属于国家政治制度范畴。《规程》第17条规定了学术委员会的咨询权，对学术委员会提出明确不同意见的，学校应当做出说明、重新协商研究或者暂缓执行。

即便是立法机关，也不能完全废除它。[3]125比如，科学研究自由不能侵犯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权，不得采用人体实验，限制基因技术和器官移植的研究。上述对科学研究自由的种种限制不仅学术委员会不得违反，更构成学术委员会进行审议评定时所应遵循的准则。上述五处中，最直接相关的是第四处的受教育权和第五处的科学研究自由。

最后，从权力来源看，学术权力来源于大学自主权和大学自治制度。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比如医生在未经患者同意的前提下不得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学习观摩。

显而易见，学术委员会行使的权力是学术权力。科学研究自由并非绝对自由，当它仅仅作为思想停留在学者的大脑皮层时，法律自然无从干涉。

它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力范畴。[20] 事实上，我国大学的自治受制于三方面：在学术事务上受制于科学研究自由，在人事财务上受制于教育主管部门，在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受制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每个人的意见是平等的，但知识却分对错。第三，《总纲》第20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3]169一般认为，大学自治的内容包括：一是决定研究计划与内容之自治。对不能依据科学研究自由要求履行职责的学术委员可追究责任直至取消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学术委员会权力的运作方式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基于自身的专业素养联合起来就学术问题做出集体判断，是个体的科学研究自由集合而成的支配性权力，属于社会权力范畴，构成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不可侵犯的核心区域。也不能通过付给教师极低的工资使之不得不为生活所迫去申报各种科学研究项目，而无法自主研究。

宪法教义学认为，基本权利具有三种功能：防御权功能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义务，受益权功能要求国家履行给付义务，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要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在美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自治范围不同，即使同为公立大学，根据各州不同的法律设置的其自治权也各不相同。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其主体就是全体公民。为了避免受学术以外因素的影响，学术委员会作出决定必须遵守学术正当程序原则，至少包括回避、答辩和公开说明理由等方面：有足以影响评价结果的利害关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不得参与行使学术权力。

同样，也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大学自治，就必然会保障科学研究自由。[④]从历史上看，科学研究自由确实专属于大学师生。第46条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针对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因为成人并无接受强制教育的义务。注释: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734）。

见李海萍：《大学学术权力现状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第50-52页。参见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既然学术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而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是科学研究自由的制度保障，追根溯源，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也就来源于科学研究自由。我国大学的学术生态中，学阀现象并不鲜见，学阀常常把持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位置并拉帮结伙，使得校内复议成为具文。

即便备而不用，但也不可剥夺。[6]受教育的义务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主体仅仅是适龄儿童、少年。

[7]因此，可以排除其与我国大学自治权的关联性。进入专题： 高校学术委员会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应当承认，上述指标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水平，但设立学术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依靠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学术同行的专业判断力集体做出决定，如果根据上述指标或其化约的分数简单相加就可以判断研究水平的高低，那实在不必成立学术委员会，只需要一二统计员即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13SZYB05） [①] 如有论者认识到学术权利是学术权力的‘来源与‘归宿，但究竟学术权利是何种权利，学术权力如何服从于学术权利还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

第四，《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46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科学研究自由要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由研究者自主决定，不能限制何种内容不能研究，也不能限制学术研究只可用某种方法。

[8]158-159本文基本认同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但并不打算运用学术自由这样的概念装置，原因是：首先，学术自由字样在我国《宪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均未出现，上述法律中均使用的是科学研究字样，只有《纲要》和《规程》中出现了学术自由字样，而《纲要》不具备法律效力，《规程》则属于法律渊源中效力最低的法律渊源——规章。[13] 二是科学研究自由对人并非不可缺乏、不可取代。

学术委员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如果学校无视《规程》第15条、第16条规定的审议、评定权，径自做出决定，应赋予学术委员会向教育主管部门的申诉权，教育主管部门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决。其研究成果的表达虽较一般表达自由更为广泛，但也应符合学术规则。